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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风水大师:“龙”、“砂”、“穴”、“水”

2016/1/6 15:10:17      点击:

风水的明显美学成分,最易为人注目,所以在有关风水理论的研究中,往往揭示也较多,后面不少论文,也在这方面有很多具体论述,这里不妨补引几阙古代文人的卜居诗,既可见风水意向,更可明了风水为很多士人倚重的原因。西安风水大师:例如谢灵运《山居赋》:“抗北顶以葺馆,瞰南峰以启轩。罗曾崖于户里,列镜澜于窗前。因丹霞以赤眉,附碧云以翠椽。视奔星之情驰,顾飞埃之未牵”。又谢灵运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》:“中国屏氛杂,清旷招远风。卜室比北阜,启扉面南江。激涧代汲井,插槿当列塘群木既罗户,众山亦对窗。靡迤趋下田,迢递瞰远峰。……赏心不可忘,妙善异能同。” 再如杨万里《东园醉望暮山》:“我居北山下,南山横我前。北山似怀抱,南山如髻鬟。怀抱冬独暧,髻鬟春最先。松鬈沐初净,山葩插更妍。我来犹斜阳,我望忽夕烟。一望便应去,不合久凭栏。山意本自借,如何许人看。急将白锦障,小隔青鬓颜。近翠成远淡,缥缈天外仙。谁知奇绝处,正在有无间。倾刻万姿态,可玩不可传。”

这些都是很典型的风水宅居模式及景观模式,所谓“地理四科”,即风水之论述环境选择。

模式的“龙”、“砂”、“穴”、“水”种种意向,都有相当明晰的反映。应当指出的是,风水理论注重实践,以其理论指导山水选择,因“山川之情性不一,龙穴之位置各陈”,故“因形立名,顾名思义,不在标奇,贵乎近理”,俾能“相江山而择吉,晓人有法”。所谓龙、穴、砂、水等等术语名词,实际都是引类譬喻,赋形以象,寓象以情,原其本始,洞其化分,巧其配合,致用于千态万状的山川自然环境及景观构成的实用分析方法。而这种审辨山水的模式化方法,对古代山水美学的发展,曾作出了有益贡献,并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      例如现存较早的风水名著《管氏地理指蒙》指出,风水之审辨山水,靡不“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,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”。这与宋邵雍“山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”;清李渔“才情者,人心之山水;山水者,天地之才情”等等常为今天美学家引微的名言相比较,前后一脉,是相当清楚的。此外,由于缺乏对风水理论的研究,很多有关传统风景园林理论的研究,常常不得不转而借用古代画论、文论的诸多论说。殊不知,传统画论、文论,恰恰从风水理论汲取了不少营养。典型如宋代郭熙《山水训》,其山水审美理论最受今人重视,但事实上,郭熙“少从道家之学”,明显汲收了传统风水理论的有关成果。诸如《山水训》中“真山水之川谷,远望之以取其势,近看之以取其质”;“大山堂堂,为众山之主……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”,“如君臣上下也”;“山以水为血脉,以草木为毛发”;等等审辨山水之法及譬喻,都显然来自风水理论。
      在另一方面,也不能排除风水理论从画论、文论中汲取智慧的事实。例如风水名著《青囊海角经》有谓“结穴”:“如画工丹青妙手,须是几处浓,几处淡,彼此掩映,方成佳景”,就明确显示了风水从绘画寻得借鉴的事实。从古代传统看,著名建筑哲匠往往既精绘画,也通风水,而很多文人则诗文、绘画、建筑、风水,皆有雅志,因此,画论、文论与风水理论互为表里,也是情理中事。例如清代乾隆时曾在圆明园内作画的法国传教士韩国英(P·Pierre Martial Cibot),就曾指出当时设计营造皇家宫苑的中国建筑师或园艺师,往往富于艺术家、哲学家的很高修养。而他引徽一位哲匠刘舟关于园林选址意向的叙述,则清晰显示了风水的美学情趣:“他们首先追求的是空气新鲜,朝向良好。土地肥沃;浅冈长阜,平坂深壑,澄湖急湍,都要搭配得好;他们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挡风,夏季招来凉意,有泉脉下注,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,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线。”参照清代著名建筑世家样式雷的事迹及遗存图档,可以看到,韩国英关于当时建筑师的记述,是相当真实的。见载清代档案,世代供役于皇家建筑规划设计事务的样式雷,每有宫苑、陵寝等设计规划,实际都要与钦派风水官员同赴实地相度风水,还要绘制专门的风水地势画样;至其家传、抄录或自编的风水著作,也至今遗存(北京图书馆样式雷图档)。
      从上述种种事实看,研究中国古代建筑,探讨其美学思想、理论及方法,包括风景园林理论在内,是不能不深入研究风水理论的。山水自然景观的评价与选择,是风水理论的重要内容。毫无疑义,深入发掘研究,对丰富、深化和完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有关课题,是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的,也可以澄清迄今建筑史界一向多属推测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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